摘自編輯-鄧根

本文最初發表於CFT的2000年春季通訊，教學論壇。

克裏斯汀·k·鄧根著

“我們都是有連字符的人;我們每個人的身份都包含不同的國籍、階級、民族、宗教、種族和性別。每個人都有一個故事，關於我們定義自己的獨特的連字符方式。”
彼得·弗雷德裏克

“讓人們理解差異並不會讓差異消失。”
伊夫林·福克斯·凱勒

本期教學論壇的主題是多元化問題。這不是一個新課題;幾十年來，有思想的人一直在認真關注這些問題，這種反思導致了一係列旨在實現政治、文化和經濟包容性的社會政策。但是談論多樣性有點像遇到一個俄羅斯娃娃——每一次這個主題被提及，額外的問題就會出現，新的假設就會暴露出來，這反過來又會導致更多的問題和不同的預設。在一個“政治正確”已成為笑柄的時代，沒有人能再假裝有簡單的答案;事實上，很少有簡單的問題。

在對話中容易被忽略的事實是，多樣性不是一個抽象的、理論的結構，可以從相對客觀的立場來看待，它隻是學術話語中的另一個元素。多樣性本質上是人，因此是一個內在的個人問題。當我們討論多樣性時，我們談論的是身份認同，衝突的潛在可能性是非常真實的。公開處理多樣性問題是一個雷區，很少有教師會選擇踩在上麵。

近年來，各種各樣的學術成果已經出版，以幫助我們在這一過程中前進。這些作者認識到，多樣性不僅本身是一個合理的主題，而且也是每一間教室每一門課程不可避免的潛台詞。對許多教員來說，這也是一種恐懼的來源，他們覺得自己不具備建設性地處理潛在衝突的能力，但卻真心希望避免壓製任何聲音。與此同時，我們也意識到，沒有人，包括老師，不帶著個人偏見來參加這些討論。溫斯坦和奧貝爾指出了以下六種最常見的教師恐懼:1)麵對自己的社會和文化身份衝突，2)必須麵對或正在麵對自己的偏見，3)回應有偏見的評論，4)對自己能力的懷疑和矛盾心理，5)需要得到學生的認可，6)處理強烈的情緒;(傑拉德·溫斯坦和凱西·奧貝爾，《課堂上的偏見:與教學自我的相遇》，促進大學課堂的多樣性:對課程、教師和機構的創新回應，莫裏安·亞當斯主編，舊金山:喬西-巴斯，1992年)。

拋開我們的恐懼，我們不能再避免參與到話語中。我們麵對的是一個越來越多元化的社會和一個越來越多元化的世界裏越來越多元化的學生群體，如果我們想要避免時代錯誤，我們必須認真審視自己，不僅要審視身邊的人，也要審視自己的內心。這就是佩吉·麥金托什(Peggy McIntosh)在她關於白人特權的開創性工作中所做的。

正是麥金托什今年2月對範德比爾特校園的訪問激發了這份通訊的靈感。她寫了大量關於白人特權和女性研究的文章，但多樣性問題超越了種族和性別。我們的封麵故事采訪了三位反思殘疾、宗教多樣性和性取向問題的人。就像俄羅斯娃娃一樣，我們對對話中的一個元素有了一定程度的熟悉，卻又麵臨一個同樣值得我們深思的新話題。

美國社會在試圖認真對待多樣性問題方麵經曆了一係列的階段。我們從觀察統計數據和開發組織模型開始，以百分比強製包容性;如果這個少數群體占總人口的x %，那麼這個數字必須反映在我們的公共機構中。下一個階段的特點是“慶祝多樣性”，通過承認和尊重某些群體，加強了“他者”的概念;我所屬的教派最近指定了一個星期天為“慶祝女性的禮物”，但並沒有專門為男性設立這樣的節日——他們的禮物仍然是常態。

最後，我們逐漸認識到，如果要讓所有人都因其獨特的貢獻而受到讚賞，就需要改變的是機構本身。我們每一個教書的人都可以影響範德比爾特作為一個教育機構的發展，因為隻有在個人互動的層麵上，對個體的驗證才是最有效的，真正的係統性變革才會開始。“他者”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不是生物學上的必然。如果我們壓製那些與我們自己不同的聲音——或者更糟，拒絕傾聽它們——我們將永遠學不到大量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