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學中邊界的拓展與維護

本文最初發表於CFT的通訊1999年春季號，教學論壇。

邊界和界限是我們作為大學教師每天都要討論的問題。我們邀請了四位範德堡大學的教授——Sherra Kerns, Marshall Eakin, Richard Haglund和Howard Sandler——告訴我們他們是如何處理教學中的邊界問題的，從他們自己和學生之間的邊界到學術界和“現實世界”之間的邊界。

鋼管:你們如何為“現實世界”培養工程師?

與大多數其他本科項目不同的是，當工程專業的學生畢業時，他們被稱為“工程師”。工程學是一個專業學位，是為數不多的能培養學生進入特定職業的本科學位課程之一。因此，工程教育不僅要提供對學科的基本理解，而且要為學生進入工程實踐做好準備。我們怎麼做呢?

工程教育跨越了學術與社會的界限。在他們的本科生涯中，工程專業的學生必須熟悉工程實踐的原則，並發展對工程工作場所的看法。工程師是社會上實際的問題解決者。這意味著他們不僅知道如何解決問題，而且還知道如何在成本、可製造性、市場性、效用和社會優先事項等不斷變化和變化的約束條件下解決問題。學生必須接觸到我們在創造、維護和替換真實產品時所麵臨的問題。他們還必須重視截止日期、產品過時、有限的資源和環境影響問題。beplay体育钱包维护中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工程師必須接受和重視他們對社會的道德責任。與個人生活和社會福利密切相關的製度的建設者必須做好準備，為自己的行動承擔廣泛的責任。對於工程師來說，學術象牙塔必須能清晰地看到他們職業未來的複雜、不理想的辦公室和市場。
-電子與計算機工程教授sherra E. Kerns

鋼管服務式學習如何擴展課堂的邊界?

服務性學習以深刻而有力的方式為學生和教師擴展了課堂的邊界。從教學的角度來看，服務學習結合了理論和實踐。學生有機會將他們的學術知識運用到社區服務工作所呈現給他們的具體情況中。教師受益於學生，因為他們的學生看到課堂上的知識得到了加強，並通過他們在社區的經驗而變得生動起來。對學生和教師來說，學習過程變得更加生動和有力。

去年5月，我帶著13名學生到智利北部阿塔卡馬沙漠的一個小社區工作和學習。在四周的時間裏，他們閱讀、寫作和討論有關智利曆史、社會和文化的讀物。與此同時，他們在一所高中生活並從事社區服務工作，這所高中的學生主要來自安第斯山脈的艾馬拉印第安人社區。這些範德比爾特大學的學生有機會將他們的學術閱讀與完全沉浸在他們所學習的社會和文化中聯係起來。而不是在範德比爾特校園的教室裏學習，他們的教室變成了一個小社區——智利。實際上，這門課是一個24小時不間斷的研討會，在一個沒有國界的教室裏，把經驗和學術結合在一起。對老師和學生來說，這都是一次非常有力的學習經曆。
-曆史學副教授marshall C. Eakin

鋼管:團隊教學如何擴展課堂的邊界?

“團隊教學”一詞描述了許多不同的課堂活動，從由一名初級教師授課，由進口專家客串，到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教師始終在課堂上分擔所有教學活動的責任。在任何一種教學模式中，在決定是否使用團隊方法之前，都必須考慮個人和機會成本。然而，在許多情況下，也有可能找出那些團隊教學有利於創造最有效學習環境的例子。

團隊教學特別適合具有挑戰性的教學任務，這些學科不是單一學科的範圍，包括，例如，大學通識教育項目的“科學與世界”要求。範德比爾特大學的一小部分教師一直致力於解決這一教育困境，他們開設了科學、技術和人文學科的輔修課程。該項目由國家人文基金會的科學和人文教育領導計劃資助。與目前的做法相比，輔修課程的核心課程由科學/技術和人文學係的團隊教授。我們相信，團隊教學的理念不僅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專業知識，而且為學生戲劇化，因為很少有個別講師能夠做到如何將基於截然不同的學科基礎的根深蒂固的觀點整合成有意義的個人綜合。這種綜合的個人綜合是個人決策的必要條件，無論我們是在討論投票給那些對科技政策有開明看法的國會議員，還是致力於處理當地與科學相關的環境或倫理問題。

至於在這種背景下的團隊教學對學生的影響，現在還言之過早。作為一種豐富和活躍課堂氣氛的方式，團隊教學當然有其價值。然而，考慮到團隊教學的實際教學成本，在增加團隊教學課程的班級規模和保持小型研討班課程的討論友好環境之間總是很難做出選擇。

團隊教學本身不能成為目的;它應該被用來最大化教育價值。這表明，教師應該考慮團隊教學，不僅是那些隻有兩個教師在教室裏的少數課程，而且還應該考慮“客座講座”、小型小組討論和與其他教師的聯合項目，可以產生興奮和強度，最重要的是增強課堂學習。
-理查德·哈格倫德，物理學和天文學教授

鋼管:師生之間的界限在多大程度上有用?

邊界在每段關係中都很重要。他們在師生關係中特別重要，因為這兩個群體之間的權力差異。我喜歡告訴我的顧問們，他們在這裏，部分是為了學習如何成為成年人，學習如何與成年人互動。他們可以從和我一起練習開始。如果我忘記界限在哪裏，那麼我就失去了在範德比爾特成為一個“明智的成年人”的能力，他們可以向他尋求建議。在這種情況下，我的行為不再符合我對這所大學的義務;也就是說，我作為一個好的顧問和導師的角色。例如，我發現教授向他或她班上的學生提供個人建議和谘詢是有問題的。簡而言之，錯誤地引用羅伯特·弗羅斯特的話，我認為好的邊界造就好的大學。

我認為在與學生打交道時，保持界限是老師(也就是更有權力的人)的責任。我不認為這一定會影響學生對教授的稱呼是直呼其名還是其他頭銜。我的學生在課堂上都叫我“霍華德”(盡管我發現很有趣的是，這些學生中的一些人在其他公共場合會叫我“桑德勒教授”);盡管如此，我可以毫不費力地說明，我對他們的首要責任是作為範德比爾特大學的教授。beplay登录网址手机端我不得不向學生們解釋，我不能僅僅因為碰巧喜歡他們，就給他們一個“B”。我經常請學生吃午飯，但不允許他們回禮，直到他們不再是學生(他們通常堅持回禮，因為他們快畢業了)。簡而言之，教授可以做很多小事來幫助學生記住這些界限。最基本的問題是，教授有責任這麼做。

教授與本科生、教授與研究生之間的界限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主要的相似之處在於，兩國的實力差距依然很大。例如，專業教授對研究生有巨大的影響力。主要的區別是研究生的專業教授也負責讓這些學生進入這個職業。這意味著適當的界限在學生在大學期間不斷變化，因為學生處於一個不斷成為初級同事的過程中。對初級同事和研究生的規定明顯不同。
——心理學和人類發展教授霍華德·桑德勒